揭开崇祯亡国之谜

宦官当道，特务统治

　　在中国历代亡国之君中，明毅宗即崇祯皇帝朱由检例外地博得一些人的同情甚至赞颂。清初有人曾以“血渍衣襟诏一行，殉于宗社事煌煌”来表彰他的自杀行为。也有人用“宵衣旰食”、“殚心治理”的言辞来称道他的勤政。钦定《明史》的作者更以“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来为他的败亡申辩。崇祯帝临死前自己也说：“朕非亡国之君！”但他毕竟作了亡国之君，这其间是非曲直自有后人评说。

　　崇祯皇帝从来都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健康人。他内心幽暗，心理极不健康，理大事喜怒无常，刚愎自用，处大臣过敏多疑，用人太骤，杀人太骤。明朝末代矛盾错综复杂，要求他豁达大度地疏通壅滞，任贤用能，拨乱反正；要求他减税救荒，倜傥轻财。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心理阴暗，气量狭窄，造成门户纠纷，矛盾激化；弃贤不用，滥杀乱贬，令有识之士寒心；吝啬刻薄，嗜金银若性命，视民命如草芥。做假检讨的“罪已诏”频频下，动真格儿的“三饷加派”重重加，嘴里说爱民．其实口惠而实不至。

　　欺人者自欺，害民者亡国。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回答。崇祯皇帝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人们证实，他是一个刚愎自用、措置无能的昏君，是一个喜怒无常，朝令夕改、失掉民心、军心的孤家寡人。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三岁的明熹宗朱由校病情恶化。熹宗虽然有过三个儿子，此时均夭亡，在临终前，遗诏以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嗣皇带位，即崇祯皇帝。这年朱由检十八岁。

　　刚即位的朱由检还决心以自己的才智和胆识，整饬内政，重振江山，挽救衰微破败的局面。一心想把朝中大权都抓在自已手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以令人钦佩的魄力，夺回了把持朝政的阉党魏忠贤一伙窃取的权力，罢免了一批阉党分子的官职，又起用了一批官员到政府机构中任职。这恐怕是他在位17年的一项唯一功绩。

　　然而，这种人事调整没有给国家带来新的生机。半年、一年过去了，国内基本情况不仅没有得到好转，相反，城乡人民的反抗运动仍在持续发展，对后金的战争依然节节失利，官僚集团的相互倾轧也并未随着魏党的败亡而消失。面对这种现实，朱由检却坚信自已的英明果断，认为问题全在于文武百官身上，因而对军政机构中的要员产生了种种的疑虑。他按照自己的思维方法去总结经验，发现他在即位后，乃至几个月前．他作出的限制宦官出城，解除宦官兵权的决策，是一个失策。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利于他对官员、对军队的控制。他想把实权都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可又想不出新的招数，只有效法祖宗那套伎俩，首先在服侍自己的宦官中选拔亲信、心腹，培植私人势力，利用东厂，锦衣卫这一整套庞大的特务系统，进行暗无天日的恐怖统治。

　　东厂是明朝掌管侦缉、刑狱的特务机关。锦衣卫是与东厂并存的另一个特务机关。崇祯帝为了驾驭臣民，一面充实厂、卫机构，同时选派心腹太监去掌管东厂事务。自处死魏忠贤后，东厂的领导权一直都掌握在他的心腹太监手中。

　　为了控制军队，从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起，派乾清官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城军队，派太监冯元升前去核实军队人数，然后让户部根据冯元升所报数目下发军饷。又派太监吕直代表圣上前去慰问守城将士。寻命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到了崇祯四年十月，朱由检又索性恢复了太监监军制度，选派亲信太监到各地监视军队。派往边镇的叫监视，派往内地的叫监军，并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这些监军、监视，有权参与所在军队议决，将帅的决定必须经他们认可才有效。他们还有权随时向皇上直接密奏。此外，还暗中派特务到军队中去伺探。

　　为了控制国家财政，崇祯四年，朱由检派太监张彝宪去监督户、工二部的钱粮收支，特意授给彝宪与总督相同的地位和权力，专门为张彝宪设立一个名叫“户工总理”的衙门，位居二部长官尚书之上，当时人颇有风趣的称这位总理为“堂公婆婆”。两年之后，又派太监张其鉴等人到国家各仓同提督诸臣共同盘验各库的收放。

　　朱由检不仅指使厂、卫一大群特务侦缉官民，还授意特务们把侦缉的重点放在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上，尤其是六部尚书、内阎阁臣、首辅。提倡并鼓励他们密告。对于东厂的上疏，倍加重视。一经上呈，四日内便下刑部拟处，刑部在十日内依原疏意见招奏，又四日内即会官处决。

　　由于朱由检把宦官作为心腹，利用厂，卫进行特务统治，因而，也就不许下臣对宦官有不尊不敬之处。也不许人们对他的这些做法有任何非议：

　　崇祯五年，工部侍郎高弘图对“堂公婆婆”张彝宪盛气凌人的做法不满，便上琉陈述：“臣部有公署。议事时，尚书中坐，侍郎旁列。这是本朝多年实行的礼法。今内臣张彝宪奉诏总理两部，居高临下，端坐尚书之上，岂不是辱朝廷而亵国体吗？”疏中还道，“所谓总理公署，应诏令别建。如设于臣部，宜归之臣部。这样，岂不名正言顺而内外有别吗？”朱由检深知此奏是针对他而来的，立即下令削去高弘图的官职。不久，工部主事金铉，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也因疏论宦官监视的弊病而遭斥逐。

　　崇祯六年，官居内阁首辅的周延儒，公然被一个太监参劾而被罢官。这件事，在朝臣中震动很大。周延儒本是一个善于弄权的阴谋家。此人，于崇祯二年十二月入阁，由东阁大学士进为武英殿大学士，因会阿谀奉承，讨好圣上，官运亨通，升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对于周延儒的劣迹，曾有官员上疏揭露，但朱由检并不过问。可是，宣府阅视太监王坤参劾周延儒的本章一出，他就大动干戈，要拿周延儒问罪。这件事本身原无可厚非，谁有问题谁人都可弹劾。但周延儒为内阁首辅，并非一般官吏。给事中傅朝佑按照封建社会的法规认为圣上这样处理问题，不大合适。疏陈：“太监不应直接劾奏阁臣。纵然阎臣有过当参，朝廷耳目之司中，并非无人。”右副都御史王志道在上疏中，也慷慨陈词：“近来内臣参劾，几于手携皇纲。致使堂堂辅臣始终不敢一问，以至身被弹击。狁忍辱不敢声言”。王志道的奏疏，一针见血。朱由检见到之后，怒上心头。马上传令群臣及王志道至文华殿。严厉斥责志道道：“遣用内臣，原非得已，屡有谕旨，极是明白，如何又有这一番议论？”秉性刚直的王志道听到训斥，心中觉得冤屈，便壮着胆子直回道：“王坤直劾辅臣，举朝惶惶。朝臣都为国家纪纲法度而担忧。臣所痛惜的是我朝法度，并不是诸臣”。朱由检听罢，再也按耐不住怒火，气急败坏地骂道：“你们这些廷臣不为国家大计建言，乃借王坤之上疏，要挟朝廷，实为阴险狡猾的巧佞！”遨喝令左右，撵王志道出宫，降旨将周延儒罢官削籍。

　　薛国观也是一个特务头子。此人于崇祯十一年六月，被起用为礼部尚书。第二年，连连高升，先晋为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又晋为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天，朱由检召见群臣议事，谈及官吏***之事。国观插话说：“如果厂、卫的人得力，官吏岂敢如此？”其用意是嫌厂，卫尽力不够，劝朱由检加强厂、卫的侦缉。在场的东厂太监王德化，听到此话，十分恼火，认为薛国观是要找东厂的麻烦。于是，就把眼睛盯在薛国观身上，专门派一伙爪牙四处搜集国观的材料。发现国观有受贿之事，立刻上疏，大讲国观的坏话。朱由检根据王德化的奏报，于崇祯十三年六月，传旨将薛国观罢官，令其回家。可是王德化等还嫌处置太轻，一面派爪牙对国观严密监视，看到国观离京回家时，车上满载财物，就再次劾奏，一面抓住受贿之事不放，把它提交五府，九卿，科，道议处，并以其受贿有据，又派人前去缉拿。薛国观料知凶多吉少，便悬梁自尽。

　　户部尚书是主管国家财政的行政长官。崇祯元年，朱由捡起用孙居相为户部右侍郎，随即，又授任为户都尚书，总督国库收放。居相办事认真，也颇有点能力。但朱由检对居相总是不放心。他派特务们去暗中伺探，也没有抓到什么材料，于是就让特务们去私拆与居相的来往信件。这天，发现给事中杨时化给居相的一封信中，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等语，马上奏报。他立即下令逮居相下狱，削职发配边地，并让居相含冤死于戍所。

　　既然，首辅之尊、尚书之尊随时都有被宦官劾罢甚至丧命的危险，更不必说那些一般官员及下层民众了。所以说“宦官当道，特务统治”是崇祯亡国的原因之一。



过敏多疑，自毁长城

　　崇祯皇帝登极以后，中国北方建州女真兴起，八旗军队一再南下，使京师常常处在惶恐之中。

　　明朝自开国至中晚期嘉靖时，威胁多来自退到漠北的元朝后裔和后起的其他蒙古族支系。为此，明成祖迁都北京，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天子守边”，常常统兵亲自出塞；英宗时，蒙古族瓦刺一支南下，英宗被俘，瓦刺首领也先兵临北京城下，景帝任用于谦进行了依持军民同心协力的京师保卫战。以后明朝主要采取扼长城关隘据守、不轻易出塞的消极防御政策，故东起辽东西至甘肃总长7000余公里长城的补修增筑和分散兵力的均衡防守，耗费了巨额的边费开支，但始终不能保证长城一线的安全。嘉靖时，蒙古族的另一分支鞑靼的俺答汗，又兵临北京城下，即所谓“庚戊之变”，导致了北京城防的一再维修和加固。

　　自万历以来，北方新出现的力量是建州女真，萨尔浒之战使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取得了富饶的辽沈平原。正值此时，崇祯即位讲论边事，廷臣上疏为固守边防却因广宁失守被惨杀而传首“九边”的熊廷弼讼冤。崇祯诏免再对熊廷弼家追赃，首辅韩扩上长疏娓妮叙熊廷弼被‘指题曲杀”、传首三年不得归葬的原委，崇祯许熊廷弼子奉首归葬，使熊廷弼之耿耿忠魂得归江夏故里。这算是崇帧对待前朝忠臣唯一天良犹未尽氓之处。

　　面对辽事的现实，廷臣争请再召袁祟焕还朝主持。祟帧元年(1628)七月，袁崇焕引退一年后归朝。平台召对时，袁祟焕慷慨陈词，以五年为期许复全辽，但是要求户部及时转调，工部供应合格武器，吏部提供有用人选，兵部适时调兵选将，事事都应有效地与之配合。袁祟焕从已往的体念中意识到：“其力足以制全辽，而不能调众口，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即使不能以权力掣肘，也能用意见在朝堂上乱其谋”，因请求祟帧作主。崇祯摆出一付充分信任袁祟焕的姿态说：“朕自有主持。”

　　接着，袁崇焕进一步向祟帧倾吐了自己内心的疑虑：熊廷弼、孙承宗不能说不是才兼文武的人物，但最终都是为人排挤而不能实现报国大志，并向崇祯说出了自己恢复全辽的方赂：“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是正着，“战”是奇着，“和”是旁着，交替使用。实实在在地经营而不是虚张声势，稳扎稳打，渐渐取得成果，不能急功近利，以期骤然成功。为把问题说得更透辟，他又说，皇上怎么对我做到任而不贰，信而不疑呢？首先皇上要明白用边臣与廷臣各有不同的道理。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边臣，皇上应考虑军中可惊可疑者很多，但当论成败的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的微瑕，因事任既重，为怨甚多。又说“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所以做边臣是很难的。袁祟换思虑周到，特别着重提醒崇帧警惕敌方的离间计！崇帧对袁祟焕忧诏安慰，且赐蟒玉银币和尚方剑，以示信赖。袁祟焕上任后，内抚军民，外饬边备，果于用法，整肃军纪，山海关内外城防达到了坚不可控的水平。

　　崇祯二年年底，皇太极亲统大军避开袁祟焕的防区，取道内蒙，且以蒙古骑兵为先导，从蓟辽总理刘策所辖的隘口——喜峰口入长城攻陷遵化，将抵北京城下，京师惊恐，廷臣纷纷请召曾在边防多有建树的孙承宗。孙承宗应诏至京师，崇祯专门委以总督京师防守事务，并参予帷幄议机密。孙承宗连夜环阅京城，策划防守。第二日夜半，又忽传圣旨命其出守通州。孙承宗在清兵将进京都、烽火弥漫近郊的情况下，冒死率轻骑27人出东便门疾驰抵通州，安排了通州的城守以后，又立即发兵营救京师。

　　镇守山海关内外的袁祟焕闻讯后，立即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率大将祖大寿等自关外千里赴京勤王，与皇太极数番鏖战，扎营京师广渠门外，双方互有伤亡。袁崇焕自以为耿耿忠心，经营山海关内外防线有绩，一闻京师有警即统兵入救，可谓有功而无罪，一片丹心可为苍天所鉴。但京师人们只知皇上礼遇袁祟焕，而今京师骤道兵侵均纷纷怨谤。朝堂上的廷臣甚至因袁祟焕在前曾与皇太极议和以周旋而浮言四起，诬袁祟焕引敌深入，将为城下之盟。两重怨谤流言入多疑猜忌的崇祯耳鼓，哪能使他心中不疑云密布？！皇太极又乘机施反问计，说曾与袁祟焕密约，又故意广为散布，让两个被俘的宦官得知后再放他们逃去。两人奔告崇祯，崇祯竞信而不疑。乃召袁崇焕入城议事，下诏缚其入狱。与袁祟焕一同入卫的辽东前锋总兵官祖大寿见此情战栗失措，遂与所率15000人东溃出关而奔逃。

　　孙承宗仓促中抚定祖大寿，嘱祖大寿立功以赎袁崇焕之罪，且许代为剖白奔逃的不得已。崇祯乃命孙承宗出镇山海关，祖大寿遂率奔逃之众听孙承宗调遣。

　　崇祯三年，尽管皇太极在京郊战果不错，且又探戈东进占领水平、滦州、迁安(均在河北境内)，并留兵驻守连遵化在内的四城，但终因山海关是屏蔽北京的要塞，山海关的门户锦州、宁远等要地仍在明军手中而不得不撤京师之围北归。

　　皇太极北撤后，崇祯无视袁祟焕巩固山海关内外防线、苦心经营的功绩，竞于这年八月，用最残酷的磔刑处死袁祟焕，并流放了袁的妻子、兄弟三千里。抄袁家，贫无余资，天下人皆知其冤。接着，因袁祟焕入朝与阁臣钱龙锡变换过意见，乃以私结边臣之罪罢钱龙锡官，充军定海卫。又因袁祟焕科举时是首捕韩扩的门生，韩也遭到攻击，只得引疾求退。

　　崇祯四年，为国操劳的孙承宗在春寒料峭之际出关东巡松山、锦州。七月暑气未消，又修复被高第撤毁的大凌河城，无奈竣工未久，防务尚未就绪，突然遭到皇太极兵围数重，城中粮尽弹绝，守将祖大

寿力屈而降，廷臣于是交章追究孙承宗丧师辱国之罪。孙承宗乃上书条列实际情况以分析事实，崇祯全然不理会，下旨夺其官，让他还乡闲住。这在崇祯，似乎还是对孙承宗很宽大的。

　　崇祯七年，皇太极兵分四路入长城，抢掠大批人口和财物而去。九年秋，皇太极意气风发，改国号大清，命大将阿济格从独石口入居庸关直抵北京城下，又绕北京南下保定，连陷十余城，掠人畜18万而去。朝野遍呼再召孙承宗，崇祯竞充耳不闻。崇祯十一年皇太极令多尔衮、岳托两路南下，会师通州，然后分成八路：一顺太行、一沿运河。中间六路一同由北京向南推进、共攻下城池五十余座，掳人口46万，金银100余万，其中沿运河一支入山东占济南，俘亲藩德王而去，影响很大。此时孙承宗正蜗居故乡高阳，清兵来攻．孙承宗慷慨率家属儿孙拒守，城陷被俘，英勇殉节，子侄孙辈共20人均壮烈战死！

　　也就是在这年，还有一个少有大志，为学不事章句，善射而娴于将略能治军的杰出将才卢象升受命为宣大总督。崇祯三赐尚方剑命卢象升督天下援兵以保卫京师。此时，被崇祯极信任的总监太监高起潜和最偏爱的阁臣兼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另怀一副肝肠。他们主张援外必先安内，欲集中全力以镇压饥民反抗怒涛而与清方议和。崇祯内心亦同于杨、高，只是暂且态度暖昧，依违其间，以便权衡。平台召见卢象升，卢象升慷慨地说：‘臣主战！”崇祯内心吃惊却狡猾地嘱以：“主和是外廷的议论，你当与握兵的重臣杨嗣昌、高起潜统筹讨论安排。”又发万金以稿军，造成了卢象升的错觉。卢象升终于发现自己与杨、高在战、和的基本决策上意见不合。临行，杨嗣昌告诫他“勿浪战”，但卢象升却深感民族危亡并决意誓死报国以慰“主战”的崇祯皇帝。

　　卢象升率军驰骋在疆场，事事受杨、高阻挠，名为督天下之兵以卫京师，而可督之数不足2万，且粮草不足，饥贫无食的百姓献枣若干以充士兵饥肠。在北国万里雪飘的时节，卢象升进兵畿南钜鹿县南贾庄，高起潜拥山海关、宁远重兵于鸡泽，相距不过50里，卢象升与清军相遇而战不利，求援于高而高不应，不得已炮尽矢绝壮烈殉国，尸碎于疆场。高起潜闻讯逃之夭夭，安然无恙。

　　随着卢象升的阵亡而来的是清军的松锦大捷。明朝在关外仅剩一宁远孤城，崇祯终于为集中全力以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的反抗斗争授权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与清方议和，所议秘密文件被陈新甲的书童误以为是兵部应发的邸报稿被送出印制散发，于是全国大哗。崇祯竞杀陈新甲为自己做替罪羊、以塞众人之口。明清和议破裂，晚明的北方边事到了崩溃的边缘。即使李自成不入京，明朝也逃不脱为清所灭的命运。



喜怒无常，滥杀廷臣

　　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朝中阁臣、尚书要员象走马灯一样更易。先后出任阁臣的50余人，吏部尚书13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7人。由于他的喜怒无常，滥话淫威，这些阁臣，尚书下场大都悲惨，多数是罢官，遣戍，有的被关入牢狱，甚至被诛戮。作为朝廷钦差的总督、巡抚，下场亦惨。其中总督为他所诛者多至11人，巡抚被他所戮者亦达11人之多。这不仅在明代，就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是罕见的。他这样凶横地践踏朝臣，群臣自然也不会死心塌地为他效劳尽忠。崇祯帝所固有的罕见的猜疑，使他直到临死之时，还认定他不是亡国之君，而臣下则全是误国之臣，亡国之臣。在这种异常的心理状态下，使他对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不存戒心，这种多疑多忌，使他与臣下之间筑起了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并使他机关算尽，作茧自缚。其间，崇祯用人的做法，的确发人深思：

　　一是朝三暮四，随意择相。如周道登，正式任命后又觉其奏对浅薄，立即罢去。文震孟正值盛年，一心持正讽谏，崇祯遂以其讥己，仅两月即罢去其职。其他阁臣或数月，或半年，或一年，或二年即去位者，比比皆是。

　　二是待贤无方，有才不用。如韩扩是崇祯再次召回的知大局识大体的顾命老臣。崇祯元年十二月到任，三年正月罢去，任期仅一年。孙承宗才兼文武以阁臣兼治兵，崇祯二年十一月受命于危难，四年十一月罢去，任职仅两年。办事极有活力的刘鸿训．只因背后说了句“皇上毕竞太年轻”，就为崇祯所忌恨，必欲置之死地，因众臣力救才得免死，充军后死于戍所，其在位不足半年。

　　性宽厚、识大体的成基命，在袁祟焕问题上一再请求崇祯处置慎重，被少年自负且气盛的崇祯斥之为“因循”、成基命以为多事之秋，治国如理乱丝当逐步理出头绪，崇祯则以为治国当操切，要纠之以猛。总之，其见解不合崇祯的口味，在位不足半年就被周延儒代替。

　　明代的一大科学巨匠徐光启，在边政困难之年，从科学的观点出发主张强化武器的杀伤力，强调练兵铸造西洋大炮用于“辽事”；在民生问题上，主张屯田垦荒，著《农政全书》以表他爱国爱民的忠悃；还主张还盐政之权于国家，严禁弘贩，以增加政府经济收入，减少加派。徐光启极富经济才能却不被崇祯所重用．久居庸相周延孺、温体仁之下。可怜徐光启甚至还没有机会在朝堂上充分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与世长辞了。

　　以刚方贞介的崇高人品著称，又精于《春秋》经书，以做皇帝讲官而入阁的文震盂被称为颇具古贤之风的醇儒。他主张对穷困痛苦的人民实行抚绥而不是屠杀镇压的政策，宽免多年积累的赋饷，反对全国性的竭泽而渔，在位仅两月而罢。

　　后期起用的学问渊博见识甚多的蒋德璟，关心民瘼，条奏救荒事宣，提出不可夺民田，应允许人民开荒和重视农田水利。蒋鞭挞杨嗣昌所倡导的聚敛之议，说剿饷、练饷弄得天下民穷时尽，不得已铤而走险。又关心边政，提出边臣须久任，具体指出半年以内更换五个蓟镇总督，事情将更糟。又编成《御览备边册》、《诸边抚赏册》、《御览简明册》进献崇祯，以供其了解边政前前后后的总体情况。蒋还扼抑明亡前夕的通货膨胀。崇祯十七年)正月，户部支出捉襟见肘，主事蒋臣请行钞法，说是一年造纸币三千万贯，一贯价白银一两，年可得三千万两。糊涂的户部恃郎忙将此主意说给崇祯。此时的崇祯已是三十四岁，理政近十七年的皇上了，他竞特设一个专门的内宝钞局，昼夜督造纸票子，然后募商发卖。蒋德璟忙对皇上说：“此事不妥，百姓不会愚蠢到以一金买一纸吧？！”崇祯不听，仍一意孤行，继续在河北、山东、河南、浙江等地调集造纸币的原料。蒋德璟怏怏不得志，在位不足两年便罢相。

　　三是阁中庸才，比比皆是。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问民间疾苦不知的士大夫猎取相位的，除前述的周道登浅薄不值以外，更奇特的还有一群是利用崇祯狐疑阴暗的心理向上爬并久居相位的。原来崇祯心中疑臣结党，有意抑制言官，言官对谁弹劾越多意见越大，崇祯不问是非反其道而行之，就越提拔谁任用谁，借以体现皇权的专横，唯我独尊，至高无上。

　　身患恶疾且形容奇丑、庸劣无知的张四知被提拔重用就是一例。给事中张淳表奏张四知任国子祭酒时***，其他各官也有上言相附的。张四知利用崇祯的党疑心理力辩，说自己无党，所以为人妒忌，孤立而无援助，从而触动了崇祯。桃明恭、魏照乘也都是众人公认的无才德的庸才，也是因为言官们的弹劾，崇祯竞荒谬绝伦地于崇祯十—年下诏，令三人同入阁。三人在位毫无建树，弹章愈多，相位愈巩固，竞各自做了四年宰相。

　　其他如程国样、蔡国用、范复粹、方逢年等等，或学浅才疏，或无所作为，都是一些点头哈腰的应声虫、哈叭狗。召对时，崇祯说某事可做，他们即齐声答可做，崇祯说某事不可做，他们便束手无策，但伊伊阿阿而已。

　　四是接踵任用奸相。在五十余次任相中，崇祯寻觅到一串“知音”。

　　第一位是周延儒。周延儒早在二十来岁时便春风得意，会试、殿试中第一，得了会元和状元，且容独美，性情警敏，善察人意。入仕初，他单独被召对于文华殿与崇祯皇帝作长时间交谈。这次交谈竞使崇祯如鱼得水，好似刘备得了孔明一般，表示：“朕以天下听先生。”于是，崇祯首次打破明代经廷推再枚卜产生阁臣的老规矩，于崇祯二年十二月，特旨拜周为东阁大学土，次年春，又加封其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大学士。周又援引温体仁入阁，迫使首辅成基命下台，以周延儒为首辅。周、温并相，以“柔、佞”媚崇祯。崇祯所宠田贵妃纤研娇小，多才艺，幼长于扬州。周延儒特在江南寻巧精制苏绣花鞋敬献贵纪，甚至在鞋口上若明若暗地绣上“臣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内阁首辅周延儒拜”米粒小字，以讨贵妃和皇上欢心。他在相位三年半之后，被温体仁暗算排挤去位，但又于崇祯十四年九月被皇上再次召回做首辅，前后为相达五年之久。虽然他最终被皇上赐死，但这庸驽并无才略的贪官落此下场，也算天网恢恢。

　　比起周延儒来，温体仁更善于利用崇祯的心理。他对人表面上温良恭俭让，而实际猛蛰刺骨，机关算尽。他攀附周延辱，千方百计赢得皇上的好感，从而排挤并代替了周延儒，“独居相位八年，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思礼优渥无比”，但从未对边警民生建一策、设一谋。每逢崇祯问他军国大事，他就老实承认自己只值得写八股文章，军国大事只有请圣明的皇上裁决。崇祯却不以为温体仁无能不称职．反觉温“朴忠”而愈加亲信。

　　崇祯末期所用首辅陈演、魏藻德更甚温体仁等一筹。陈演才庸而无学，但有结纳宦官的特殊手段，常常通过宦官做内线，时刻掌握崇祯的思想和行为。故而，陈演随时均能揣摩崇祯的心理，言谈对路，深得崇祯的倚信。陈演对军国大事也不能出一策、划一谋，且以***著称，李自成入京师。刘宗敏系陈演于军营，第一天就逼其献出白银四万两。

　　魏藻德是崇祯十三年进士，殿试时由崇祯亲自选中状元。其人华而不实，有口才善吹牛。崇祯只通过唾沫星星盲目揣度魏藻德有抱负有才气，甚至还可能力挽狂澜，因此，破格提拔他为首辅，其人其实只有一个本事，那就是倡议百官出钱捐助以解决明朝财政危机。李自成入京师，刘宗敏追赃，入阁总共不足四年的魏藻德出万金，可见其***成性，私囊才如此充实！

　　崇祯还走马灯似地选择和更换宰相以下官员。相臣得罪以罢免为主，格杀尚少，相臣以下则不然。如崇祯二年，努尔哈赤南下，京师被困，兵部尚书王洽下狱论死。山西巡抚耿如杞统兵五千入援先至京师。按军令：兵到汛地扎稳，才给饷。兵部第一日调耿部开通州、明日又调其守昌平，又明日再调良乡。由于不得汛地，三日五饷，于是兵饥无食，鼓噪大掠，崇祯竞下令斩耿如杞。又如崇祯十一年，皇太极命多尔衮、岳托南下，文武诸臣罪分五等，36人同日问斩。其中山东巡抚颜继祖视奉命移驻德州，标下兵卒仅三千人，还不断被更换。兵部尚书杨嗣昌亲令颜继祖专防德州，济南因而空虚。颜继祖也曾就济南增防事提出意见，未被采纳。清军克济南俘德王而德州城防完好，崇祯不奖守德州功竞将颜继祖下狱问斩。朝廷官员和地方官吏无不战凛，恐惧不已。

　　这是一个用人太骤和杀人太骤的可怕岁月，也是一个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的恐怖年代。总之，崇祯统治时期的吏治混乱，体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大吏任、免、罢、杀的大翻炒！古来有一句至理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鱼）。”任何稍悉烹小鱼奥妙的攀勺人都知道，不能用炒勺勤炒勤翻。崇祯的悲剧就在于，他是这个世界上最鳖脚的掌勺人，他不停地对国家和人民炒、翻、穷折腾，搞得国家面目全非，天怒人怨，最后连同他自己也在“炒锅”中化为灰烬。



横征暴敛，民怨沸腾

　　自明神宗万历末年加征田赋起，明王朝就陷于难以自拔的窘境。日益加重的赋税，驱使民众起来抗粮抗税。就在崇祯帝即位前的几个月，即天启七年(1627)三月，无法忍受官府钱粮追逼的陕西澄县农民，手持利器，冲进县衙，乱刀砍死了知县张斗耀，在陕北点燃了农民起义的怒火。

　　崇祯帝即位后，陕北延安地区的旱情继续发展，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礼部官员马懋才上的《备陈大饥疏》言道：“臣乡延安府自去年—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蓬食尽，则剥食树皮，至年终树皮尽则掘食山中观音土，土性冷而味腥，吃一点就饱，过几日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怜的是安塞县城边一处护城，每日都有一、两个婴儿丢弃在那里，孩子或在号泣或在呼父母或在抓食粪土，次日，所弃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婴了。更可异的是小孩及独行人一出城外便没有踪迹。而又见有人以人骨做柴煮人肉而食，所食乃是没有踪迹的前者。吃人肉的人也不能久维持，不过数日之后头脸红肿，五内发燥而死。于是死亡者枕藉臭气熏天，城外挖了数坑，一坑埋数百人，臣来之时己满三坑之多，数里之外不及掩埋的尸体更不知几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大官小吏迫于上级的命令还在那里严厉的催逼赋税，仅存的黎民只有一逃，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于陕西各地了!”

　　以上具体而详实的陈情至少可以让崇祯清醒地认识到：他所面临的是一份内部已经***不堪的家业，生长在陕北的高迎样、李自成、张献忠及其追随的广大饥民从赤子变为盗贼的由来十分可悯。

　　本来，明朝国土如此辽阔，发生区域性的天灾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天灾酿成饥荒以后当如何处置？崇祯的老祖宗朱元璋当年亦是饥民，他率饥民反抗元朝的暴政，因而开创了明朝。稍有政绩的守成令主明孝宗，在位不足十八年．对各地各类灾情采取部分减税减租赈灾的举措计有六七十次。守成令主应该和创业之君一样，具有以民为本的心胸。而崇祯呢？祖宗已为他创了业，皇宫内仓库中所储镌有“永乐”字样的镇库金银不知几千百万，再加上神宗四十八年遣矿监税使在全国范围的搜刮，珠翠、珍宝不计其数。如果崇祯直面现实，拔乱反正，倜傥轻财，豁达大度地救济灾民以疏导壅滞，或可挽救明朝的败亡。可惜他走了一条加速明朝灭亡的路。尽管他表面上装出知民间疾苦的样子，不肯轻用一钱，甚至布衣蔬食，减膳撤乐，食用同于一般宫监水平，且办事务求节省，省织造、省宴会、省绎递……甚至还向勋臣、百官和家权——宦官借钱，但每当北方边事危急，他宁可使九边士兵数年无饷，体无完衣、也不动他的内帑一分一毫。天灾频仍，他宁可使子民哀鸿遍野，死亡枕籍，仍不动他的内帑—分一毫！此外，对待子民，不仅不赈灾，他还雪上加霜地留下了“三饷加派”的千古丑闻．使人民完全失去了生存的条件。于是，这载舟之“水”终于汹涌了！咆哮了！！老百姓纷纷起来抢粮杀官。饥寒交迫的士卒。也相继涌进暴动的人群。

　　崇祯帝似乎也看到造成农民起来暴动的原因，不仅是自然灾害，还有官吏的***等人为因素。但他却不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去拯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只是喋喋不休地宣称他为民父母，有爱民之心，斥责官吏“不仁”，天天在减少国家开支上打算盘。崇祯二年，皇帝悍然决定裁撤驿站。驿站上服役的驿卒，都是贫苦农民，待遇微薄，生活相当艰难。可是，有这么一点，总比没有好些。这一决定颁布之后，各地驿站被撤，成千上万的驿卒，顿时无法生活，只有起来造反。崇祯无力去制止将帅的克扣、虚报冒领兵饷，又决定裁减兵饷，这就使更多的士卒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这些失业的驿卒、饥兵逐渐与暴动的农民相结合，就使农民起义的怒火越烧越旺。

　　当崇祯帝看到农民起义力量日益扩大时，为把起义力量镇压下 去，又决定增加赋税。崇祯三年十二月，宣布加派辽饷，每亩在原来已加银九厘外，再加三厘，并且下令对拖欠赋税的地方官严加惩处。并将不能征足钱粮的户部尚书毕自严关进监牢。崇祯十年又下令加征剿饷，按亩征派，增征银子280万两。原来说只征一年，一年之后又决定延期，崇祯十二年，又命加征剿饷，增征银子730余万两。当时，国家正常的赋税征收，每年大约为银子1460万两，而这三项加派合起来多达1670万两。崇祯十三年又下令增征关税银20万两。

　　崇祯帝满以为通过这样无穷无尽的榨取，豢养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用血腥的屠刀就可荡平起义农民，稳固他的皇帝宝座。可是，事态的发展却和他的预料完全相反。当时给事中左懋第在一份奏疏中曾说：自练饷征收三年以来，“农怨于野，商叹于途，如此重派，所练何兵?兵在何所？”另一个给事中叫詹兆恒的也说：“湖南、河南一带，遍地青燐白骨，新征旧欠赋税，断无从出。”

　　而正是在明王朝无止境地增征捐税的日子，李自成起义军响亮地提出了“均田兔粮”，“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崇祯十四年正月，攻克洛阳，没收了崇祯帝叔叔、福王朱常洵富甲天下的全部家产，布告各地，开仓赈饥。远近成千上万的饥民，象流水般涌进李自成的队伍，自此尔后，李自成成为一支众逾百万的农民起义大军。张献忠也在湖北开辟了新的战场，成为仅次于李自成的一支农民起义主力军。

　　但是，崇祯这个冥顽不化的政治侏儒，不甘心自已的失败。他在起义军猛烈打击下，以百倍增长的仇恨，疯狂的热情，继续调兵遣将，进行拼死的反扑。为措置军饷，他除变本加厉地向农工商人逼取外，一次又一次地号召皇亲国戚、勋贵大臣，要他们为国分忧，捐助饷银。这帮人虽然家藏巨富，却谁也不肯掏腰包。直至李自成大军迅速向北京挺进的三月十日，他急让太监徐高传谕威臣，希望他们以国为重，首倡助饷，“自五万至十万，协力设处，以备缓急”。他的岳父周奎听罢，连声叫穷，哭丧着脸道：“老臣怎么能有那么多的银子？”徐高含泪哀求再三，周奎还是一毛不拔。徐高仰天长叹说：“老皇亲这样吝啬，国就要亡了，你积蓄那么多的家财何用！”崇祯帝见他岳父不捐分文，就勒令捐出二万。周奎扭不过，便向女儿周后求助，周后见父亲来求助，偷偷拿出5000两银子给了父亲。周奎从这5000两银子中，扣下2000，拿3000出来“捐助”。其实，这个周奎，并不是象自已所说的那样穷。不到十天，李自成入京，周奎被大顺军抓来拷打追赃，在他家里一下子就抄得现银50万两。

　　崇祯年间的皇亲国威、勋贵大臣，个个贪财，无一不是要钱不要命的蠢人。其所以如此，也是与崇祯帝的纵容以及崇祯帝本人视财如命的丑恶表演是分不开的。

　　崇祯帝自即位那一天起，几乎年年叫穷，又故意装出慈善爱民的样子，恬不知耻地标榜自己如何“节俭"，而在他的内帑里，却储存着数额惊人的黄金白银。面对国家严重的财政困难，民穷财竭，自崇祯二年起，就有人多次向他建议，动用内帑，赈饥发饷。可是，他却坚持不肯，硬说：“帑藏如洗”，甚至还挤出几点眼泪来。在大顺军兵临北京近区，大臣李邦华为京城发不下兵饷、士卒怨恨而讨急，再次苦劝崇祯帝道：“国都快亡了，皇上还吝惜这些身外之物做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日之危急，皇上就是尽将内帑捐出，也怕来不及了。天下之大，无所不有，能保住它，还怕没有钱财吗？臣只怕它要落入他人之手了！”实乃是一片赤诚。哪知，崇祯帝还是一如既往，宁可让守城的士卒在那里咒骂，死也舍不得掏腰包。他自己不去急国之急，岂能让他人去急国之急呢？没过多天，入京的李自成，缴获了他的内帑，略计白银3700万两，黄金150万两。这就是崇祯帝宣称的“帑藏如洗”的真相。这样的皇帝当政，国家焉能不亡。



众叛亲离，吊死煤山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宣告建国大顺，改年号为永昌，并隆重举行了开国典礼。

　　大顺政权有步兵40万，骑兵60万，在李自成的指挥下，分兵两路，直逼北京，并且向崇祯帝发出敦促其投降的书信，末云“限三月十五日至顺天府会同馆暂缴”。又连续发布文告，揭露明王朝，集中攻击明权臣、宦官、勋戚，以争取受此辈压迫的中下级官员，知识分子及民众的归附。这年二月，李自成在太原，布告各地，内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奸佞)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百姓)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纨袴，而恃为腹心；宦官皆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布告中还申明了大顺对明朝的政策，正告崇祯帝，要他认清形势，弃旧归降。

　　大顺的文告。一针见血揭露了朱由检为头子崇祯帝的明王朝的丑恶，表达了千千万万民众的心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山西、河北等地的贫苦农民盼望着李自成的到来。

　　大顺军在迅速推进。明朝各地丧师、失地、呼救的战报，日以继夜地送至京城。崇祯帝日夜披阅，甚至夜半三更，还带着黄封找阁臣议事。这天夜里，他非常疲惫，在案上打盹。忽然梦见一人入宫进谒，呈上片纸，上面只有一个“有”字。正欲问何意，醒了过来。次日，与后妃述说此梦，问“有”字何义，俱说是大有，富有，为吉祥之兆。复问廷臣，所对与后妃略同。独一给事中说：“有字上面，大不成大，有字下面，明不成明。恐非吉祥之兆”。崇祯帝还未看清此言出自何人之口，又一批紧急军书递入，他忙翻阅，只见一份军书上写道：李自成陷太原，执晋王朱求桂，巡抚蔡懋德以下死节。另一份军书上写道：张献忠陷重庆，杀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已遇害。还有……阅毕，泪如泉涌。诸臣俱面面相觑。遂命阁臣范景文为他起草一份罪己诏，承认“使民罹锋镝，蹈水火，残量以壑，骸积成丘者，皆朕之过也”。同时号召文武百官及绅民齐心奋战，恢复失地，擒斩李自成，张献忠。接着，宁武、大同、保定、宣府等地失守的消息传来。他六神无主，天天与廷臣议定对策，说来道去，无非是练兵，措饷不足这一套。他曾打算放弃北京南迁，又怕因此而使自己失去帝位，落得个唐玄宗南迁那样下场，所以左思右想，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后来看局势恶化，不南迁，身家性命难保，遂决计南迁，可为时已晚，大顺军切断了他南逃的道路。他也想接受李自成议和的建议，并且派心腹太监前去交涉，可又怕李自成不讲信用，所以也下不了这个决心。由于他刚愎自用，滥施淫威，致使廷臣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他。李自成在攻取大同时，他的心腹太监杜勋，蟒袍鸣驺，出迎三十里，在京的给事中孙承泽等人曾向上疏陈述其事。他不仅不信，反而认为杜勋以身殉国，传旨说。杜勋“忠烈可嘉。赠司礼太监，荫弟侄一人，与做锦衣卫堂上官，仍立祠宣府。春秋致祭。”实则荒唐！

　　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军队攻克昌平。明总兵李铄自刎身亡，守陵太监申芝秀投降大顺。起义军出于对明王朝的愤恨，放火烧毁了十二陵享殿。当天夜里，便穿过沙河，直趋北京。北京城内，乱作一团。而崇祯帝在十六日这天，才得知昌平失守了。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第二天早朝，他要文武大臣们出谋献策，个个默不作声，只是一个劲地哭泣。他心乱如麻，俯在御案上，顺手写下“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十二个字，密示太监王之心，随后拭去。这天中午，大顺军已完成了对北京的包围，并且开始发起攻击。崇祯帝在宫中，刚听报称李自成军过了芦沟轿，马上又有人来报李自成军攻打平则门、彰义门。城外守门的三大营兵皆溃，或逃或降，军中的火车、大炮等军资都为大顺军夺占。他也亲自听见震天动地的隆隆炮声。而守城的明军，由于长期缺饷，不得饱食，怨声载道，他们被逼登城守御，实乃不愿安命，躺在城堞里睡大觉。襄城伯李国桢巡视守城防务，见到这般情景，汗流浃背，驰马入宫禀报。守门宦官故意刁难阻拦，国桢不顾这些。见到崇祯帝，伏地号淘大哭，说：“守军都不听指挥。他们东倒西歪躺在地上，鞭打这个，这个起来，鞭打另一个时，这个又躺下。皇上你看怎么办？”此时，崇祯帝一筹莫展，仰天长叹，边哭边说：“诸臣误朕至此。”在场的文武官员及内侍数十人，俱仆倒在地，泣不成声。这时，崇祯帝横下心来，对宦官们说：“事已至此，只有让你们火速上城督战”。这些宦宦都是他一手栽培的，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为他豢养的这班走狗，听到之后，一哄而起，齐声说道，“那些文武大臣们都干什么？奴辈都是在宫中服役侍奉，尔今我们兵器盔甲都没有，怎么能上城御敌呢？”

　　十八日凌晨，北京上空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凄风苦雨，兼有冰雹。大顺军以更加猛烈的炮火轰城。起义军在炮火掩护下，驾起云梯，冲向西直，平则、德胜门。

　　崇祯帝为震耳欲聋的炮声而惊恐。他决计弃城逃生，急命驸马都尉巩永固入宫。要永固赶快带家丁护送太子出城。永固愁眉哭脸，回答道：“臣等怎么敢私蓄家丁，即令有家丁，又怎么能抵挡那众多的“贼锋”呢？崇祯也觉得此计不成，只好作罢。

　　这天下午，他的心腹太监看到大顺军势不可挡，朱由检这个主子的末日将临，纷纷背叛，另投新主。曹化淳率先打开了彰义门的城门。王相尧启开了德胜门和平则门，大顺军象潮水般涌进。太监王德化带着三百多个宦官，在彰义门迎接入城的大顺军。守城的明兵，争先恐后地举手投降大顺。

　　崇祯帝闻报外城失守，急得团团转。忙召阁臣入宫。问：“卿等可知外城巳失吗？”俱言：“不知”。又问：“情况十分紧急，卿等之见如何为好？”得到的回答竟是：“陛下之福，自当无虑。”

　　这天夜里，崇祯帝如坐针毡。初更过后，一小阉气喘吁吁地向他禀报：内城失守。他忙问：“大营兵在什么地方？李国桢现在在什么地方？”答：“大营兵俱散。”小阉还道：“皇上赶快逃走吧！”崇祯帝一下子被惊呆了，顿时只觉得天悬地转，待他神志略定，想再说些什么，睁眼一看，小阉不见了，他连叫数声，无人回应。无奈带着太监王承恩登万寿山观察形势。在这漆黑的夜晚，火光显得格外明亮。他站在山巅，环顾四周，只见到处都是烛天的烽火，也明白城中到处都有李自成的军队。他在那里徘徊一阵，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返回乾清宫。回到官里，伏在御案上，捧笔疾书一道谕旨：“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挟辅东宫。”让一个太监送交内阁。这时，内阁空无一人，阁臣们都溜之大吉了。随即，与周后、袁妃，饮酒数杯，让她们自尽。将太子，永王、定王分送给外戚周、田二氏，临别时，叮嘱再三，说：“你们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平人。在乱离中，要匿形迹，藏姓名，见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万一得全，要为父母报仇，不要忘记今日我的这一番告诫。”又把二个女儿叫到跟前，十五岁的长女安乐公主号哭不巳。他叹息道：“你为何生于我家？”遂用左袖掩面，右手挥刀砍去。安乐举手遮挡，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随后又杀死了幼女昭仁公主。接着，化装易服，手持三眼枪，带着几十个内监出逃。三更时分，出东华门，至齐化门，担心会遇到阻拦，南走不成，便从胡同里绕道以行，匆匆来到前门，城上挂起的三盎白灯笼的灯光。闪入他一行的眼帘。这三盎白灯笼是他先前约定用来表示情况紧急的信号。不得已，便向安定门走去。既至，但见城门紧闭，无法启开，只好返回。如此象无头苍蝇一样的来回往返，乱窜一阵，天已将明，他自知插翅难飞，回到宫中，亲自撞钟，想与百官们计议，不料，那么多的文武官员及宫人，竟无一人前去。此时此刻，跟随他的，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这才下了上吊自杀的狠心。他带着王承恩，再次登寿山，在寿皇亭的一棵槐树下，哀叹道：“我平日待官吏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无一人相从。”这一无可奈何的自白，道出了他这个刚愎自用而饰非有术的庸君的下场。说罢，在山腰的一棵老槐树上吊自缢。死时形容十分狼狈：散披的长发覆盖脸面，穿着普通的蓝衫，右脚有鞋，而左脚无鞋，光着脚丫。

　　从17岁至34岁，精力旺盛、在位17年的崇祯皇帝，比起他的父祖兄长，算得上是焦心求治的勤政人物。登上皇帝宝座之初，他主观的意愿或许想干点好事．如除客、魏，为熊廷弼昭雪等。不过，那都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纠正前人的错误，而不是由他承认自已的错误。而他自己的罪恶，是一直到死都不认帐的。

　　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清摄政王多尔衮曾在他的日记中对明朝的灭亡作过这样的评述：

　　“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

　　不知多尔衮是出于对崇祯的怜悯，还是因为别的。总之，直至雍正朝由张廷玉主修《明史》时，仍认定崇祯帝是“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的勤政之君。本《揭开崇祯亡国之谜》则认为崇祯帝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亡国之昏，他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人们证实，他是一个刚愎自用、措置无能的昏君，是一个喜怒无常，朝令夕改、失掉民心和军心的孤家寡人。